 | | 孫孚凌近影 |
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后,孫孚凌從全國政協副主席崗位上退了下來,但他並沒有退出人們關注的眼光。這位當年的“老工商”、“老政協”,卸任后依然在認真地走訪、調研、建言……
●“要強調講真話,聽真話”
1949年3月,進城不久的人民解放軍軍管會一連召開了幾次北平市各界代表座談會。已經接掌了福興面粉廠的孫孚凌作為工商界代表參加了這些會議。他清楚地記得,參加會議的還有彭真、葉劍英、聶榮臻、吳?、雷潔瓊、劉仁、崔月犁、錢端升等四五十人。孫孚凌回憶道:“各界代表座談會就是政協的前身。那時,我們的會議常常開到夜裡一兩點鐘,討論如何管理城市、治理北京的方方面面的問題。4月21日夜裡12點多,就在座談會上,彭真同志向大家宣布,人民解放軍渡過了長江!那一次,會議一直延續到午夜兩點。”
他更清楚地記得,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在天安門城樓下參加開國大典觀禮時,聽到城樓上毛主席庄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隨之周總理發出了朗朗笑聲。
建國初期,在一次會議討論如何增加生產、搞好群眾生活時,有來自企業的代表說:“解放了,太高興了,賠錢我們也干!”不到30歲的孫孚凌卻實話實說:“少賺可以,賠錢不現實。你有多少錢可以賠的?賠光了企業,你的工人怎麼辦?”一席話說得彭真連連點頭。
孫孚凌在政協會議上向來講實話。1980年10月,孫孚凌作為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在市政協五屆十八次常委擴大會上發言,對當時北京市的工作提出尖銳批評:“北京市1979年糧食減產兩億斤,市裡講減產的原因是氣候不好,工作上也有問題。到底什麼是主要原因沒有講清。同樣的氣候條件,為什麼北京市四周的天津、河北都增產,而北京卻減產了呢?還有房屋問題解決得很慢,很多人需要的房屋沒有解決。現在一談房屋就說從粉碎‘四人幫’以后共蓋了多少平方米,但是房屋如何分配從來沒有談,光知道市裡有一個落實房屋政策領導小組,如何落實我們不知道……”
2003年春節期間,當選不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到孫老府上拜訪。當著新一代中央領導的面,孫孚凌語重心長地直言:“統一戰線是投入最小,效益最大的事業。要大力加強統一戰線工作,要強調講真話,聽真話。”
●他的發展非公經濟的建議,在新憲法中得到體現
轉過一片竹林,再轉過一片竹林,眼前仍是一片郁郁蔥蔥的竹林———浙江省紹興縣平水鎮同康村一望無際的竹林,如同一幅獨特的風景畫。這裡就是工礦泰斗孫越崎、文學家孫席珍、著名政治活動家孫孚凌的故裡,而孫越崎先生為孫孚凌的伯父。
從1949年下半年起,孫孚凌就與工商聯組織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曾任全國工商聯第一、二、三屆執委會副秘書長,四屆執委會常委,五屆、六屆執委會副主席、常務副主席,七屆、八屆執委會名譽副主席。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工商聯的一個老兵。
作為全國和北京市工商聯的創始人、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孫孚凌始終關心、關注著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溫州是改革開放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端地,也是不斷引起爭議的地方。至90年代中期,溫州的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4萬家股份合作企業成為溫州經濟的骨干力量。1996年底,孫孚凌帶著問題赴溫州考察,不斷走訪,親自撰寫調查報告,充分肯定溫州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1997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八屆五次全體會議上,孫孚凌作了大會發言。他在發言中明確指出,“溫州的成就和經驗証明,溫州走出的路子總體上說是成功的,是符合‘三個有利於’標准的,是符合當前中國國情的”。他在發言中還提出:“無論從溫州看,還是從全國看,非公有制經濟近些年來一直呈現發展勢頭,從社會效益、經濟效益上看,從企業規模、內部管理、經營者素質和其代表人士愛國守法、立志報國、進取向上的精神面貌上看,總的說發展是健康的。”他明確提出建議:“要完善有關法律,從立法、司法解釋和執法等各方面,使非公有制企業與公有制企業享有同樣的法定權利和義務﹔幫助非公有制企業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和條件,對各種所有制企業應一視同仁。”這是首次在人民大會堂的講台上全面提出關於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建議。建議受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經過全國人大組織法律專家、學者科學論証,時隔5年后,全國人大通過了新的《憲法》修正案,孫孚凌的建議在新憲法中得到體現。
●心系能源問題
近年來,孫孚凌雖然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但仍然關心著我國能源問題。孫老心底懷有一個夢:期待我國生物能源產業早日發展起來。
2005年3月,孫孚凌無意間在一家報紙上看到一篇題為《中國可以再造一個大慶:中國開發農作物替代石油產品條件基本成熟》的文章,多年關注此事的孫孚凌立刻約請這篇文章的作者和文中提到的專家座談,並產生了到發展生物能源的代表企業豐原集團實地看一看的想法。
4月22日,孫孚凌登上了前去蚌埠豐原集團的火車。在豐原集團調研的兩天裡,孫孚凌參觀了每一個生產車間,仔細詢問生產
工藝中的關鍵技術。當他聽到我國發展生物能源的幾個關鍵技術在國際上都領先時,孫老頻頻點頭以示贊許。
在隨后召開的“生物能源暨豐原集團開發替代石油產品研討會”上,孫孚凌簡明扼要地談了他的看法:“發展生物能源用的是陳化糧、植物秸稈及廢棄物,不會與人爭糧,沒有糧食安全問題,也不會與糧爭地。投入的成本遠遠低於發展核能和開採化石能源。我國每年進口上億噸的石油,開發石油替代品可以少進口一些石油,節省下來的外匯可以補貼給農民,這就相當於給外國人的錢轉而給了我們的農民。這可是利國利民的大事,何樂而不為呢?”
孫孚凌小傳
浙江紹興人,1921年9月出生於黑龍江省黑河市,1945年畢業於成都華西大學經濟系。歷任滇緬公路局昆明西站職員,重慶天府煤礦營運處辦事員,北京面粉廠經理、廠長,北京市服務事業管理局局長、市對外貿易局副局長,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常務副主席。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七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八屆、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5年11月08日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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