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類是否需要“敬畏大自然”的問題，在“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人類理性與大自然的關系，其實在《西游記》中就已演義得十分精辟和清晰，二者恰如齊天大聖與如來佛的手掌的關系，你孫悟空雖然一個跟斗就能翻十萬八千裡，但再翻也出不了如來佛的手掌。我們老祖宗其實是很有“理性”的，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昌盛繁榮是世界公認的，但中國人很“知趣”，知道“天命不可違”，知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所以主張“天人合一”、“中庸之道”。

　　將人類理性抬高到“無須敬畏大自然”的地步，以為隻要科學技術足夠“發展”，人類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可以“人定勝天”，這其實是西方科學主義文化傳統的“思想精髓”。人類“上天入地”似乎無所不能，但為什麼人們在大自然面前的“無力感”卻越來越明顯了？我認為，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無須敬畏大自然”的科學主義“惹的禍”，這些“天災”其實是實實在在、真真切切的“人禍”，是大自然對崇尚自己“理性”到了忘乎所以地步的人類的“發威”和懲罰，是極端科學主義演義到當今社會的必然結果和“極致”表現。

　　我完全同意何院士關於人類對大自然必須“有所作為”或“大有作為”的看法，但何院士提出“人類無須敬畏大自然”，顯然貫穿的核心思想是典型科學主義。我認為科學家是能夠也應該走出科學主義傳統的，更不應該與已經明白需要“敬畏大自然”，但並不否認科學價值的民眾去字斟句酌地爭執，以便維護所謂“科學的神聖”。

　　實際上，將“人類理性”放在“大自然”的基座上去認識，具有多層面和豐富的方法論意義。這裡我想舉兩個學術圈的故事來說明這個意思。

　　60多年前，正當蘇聯計劃經濟模式蒸蒸日上之時，西方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等人其實就是從中國“天人合一”思想出發，認為“市場”是人類自然選擇和演進的大秩序，作為人類小理性的“計劃”是沒有辦法替代其發揮有效配置人們需求的信息和私人資源功能的，結果歷史事實確實吻合了他所說的“科學道理”。

　　再比如，二戰后無條件投降的日本為什麼很快能“幾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除了美國的支持，另據一位叫野中郁次郎的日本學者解說，是因為日本人具有能夠將明晰的、理性的科學技術知識，與從老祖宗那裡遺傳下來的、人類自然選擇而來的隱含知識相互融合轉化的本事，換句話說，就是他們有比西方人高明的“天人合一”能耐。

　　可見，對於國人來說，在崇尚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的同時，也萬不可“忘乎所以”，忘了老祖宗“天人合一”古訓，以免在對大自然“大有作為”的過程中干出一些“傷天害理”的蠢事來。但願將來不管科學技術先進到什麼程度，我們至少還能夠像泰國南素林島上的摩根人那樣，遇到海水疾退也能遵循“古訓”，本能地知道往山上逃命。

　　□李寶元（北京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