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海嘯引發近日國內一場驢唇不對馬嘴的爭論，始作俑者是以反“偽科學”著稱的何作庥院士。何院士“大自然不需要敬畏”的高論甫出，立刻引發一些環保人士前來筆戰。而以何為首的“科學派”毫不示弱，出手闊綽地給環保主義者送上“反科學”或“無知”的高帽子。甚至有“科學衛道士”跑到紙帽子頂上練毛筆字，“敬畏大自然豈止是反科學，簡直是反人類”！

　　我之所以說這場爭論驢唇不對馬嘴，是因為“敬畏派”與“科學派”對“敬畏”二字理解並不相同。前者著重於“敬”。“敬”在某種意義上說具有契約性質，是互相尊重，隻有當“不敬”發生時，才會進入“畏懼”狀態。因為毀約者必須考慮到其准備支付的代價。這是人類在想象中與自然達成的契約。而后者則著重於“怕”，它更傾向於將自然與人對立起來，是一種你死我活的較量。顯然，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征服而不是分享。

　　盡管如此，鑒於“驢唇”、“馬嘴”都屬口腔科，將論戰者統一起來並非難事。據筆者有限的文本閱讀，可將雙方觀點概括為“面向死亡，兩種體位”。所謂“面向死亡”，是指雙方都擔心人類會因為自身原因導致毀滅性災難。不同的是毀滅的姿勢：“科學派”指責“敬畏派”是想讓人類坐在炕上死掉(所謂“坐以待斃”)﹔而敬畏派則認為人類以自己為中心目空一切，不過是在追趕死神，遲早要翻大跟頭。結果都一樣，人類將因為作為或不作為導致“自殺性他殺”，死於自然之手。“科學派”舉的例子是“小行星撞地球”，所以研究核武器很有意義，敬畏派則強調當下若不注意保護地球，生態災難將導致人道災難，等不到小行星來敲門，地球人在自己屋裡早就玩完了。

　　在這場筆墨官司中，敬畏派略顯倉皇。這不在於科學派裡既有“院士”又有“斗士”，而是因為他們祭出了“反科學”的大旗，而“敬畏派”自辯時又中了圈套，力圖自辯“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學”。

　　筆者以為，反科學並非不可以。科學是可以反對的，如果不可以反對，科學就墮落成了迷信，成為“科學教”。相反，“反科學”有時不但不是拿迷信與科學唱對台戲，恰恰是要破除迷信。為理解這點，必須了解兩個常識，其一，什麼是科學？其二，科學於人類意義何在？

　　關於什麼是科學，卡爾·波普爾曾有精彩論述。你每天多看見幾隻白天鵝並不能証明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因為隻要出現一隻黑天鵝，這個命題就不再成立。這隻黑天鵝可能你今天沒看見，也可能你一生都看不見，但是你並不能有效証明它在時間和空間上不存在。因此，科學賦予人的，隻是知識，而不是真理。換句話說，人類是通過知識獲得解放，而非通過真理獲得解放。當你多發現一隻白天鵝時，隻說明你離真理可能近了一步，而不代表“天鵝是白色的”判斷正確。波普爾因此提出了相對於証實的“証偽”理論。

　　世界科學史同樣証明，正因為科學可以証偽、可以反對，科學進步才成為可能。如果科學不能被反對，甚至以“絕對的是”橫行於其他領域，科學便不再是科學，而是宗教迷信。這種迷信很多。人類今日驕傲無比，其實不過是從布魯諾的火刑場上搶得了一點可憐的知識而已。

　　近幾百年來，人類妄言可以不敬畏自然，是因為有科學撐腰。相信隻要有了科學，有了發明創造，人類已經遇到的和將要遇到的問題都可以圓滿解決。然而人類並沒有因此獲得應得的幸福。二十世紀，科學主義的自負與啟蒙預言的狂妄既一脈相承，又水漲船高，終於使“解剖猴子”的科學精神沖出實驗室，演變成一幕幕“拿人做實驗”的烏托邦運動，而“科學制造槍炮、預言提供戰場”正是一切悲劇之源。痛定思痛，都是因為自負而致命。

　　所以，我們理解科學不過是知識的累積，是工具。它像“藥”(Pharmakon)一樣有好有壞、無好無壞，並沒有絕對的價值。為了讓科學對人類有益，所以人們才主張“科學以人為本”。如果某些科學科技給人帶來不安與不幸，那麼人類就有理由懷疑它，甚至限制或禁止它的研究與發展。如果一味迷信科學，就是人為科學所綁架、人為工具所奴役、人為槍炮所消費。筆者以為，正因為人類對自然胸懷敬畏，心存謙卑，科學才能腳踏實地。這種敬畏與其說是面向自然，弗如說是內省自身，警惕科學包治百病的虛榮以及湯因比批判的人類主宰生物圈后的無限貪婪帶來的惡果。歸根到底，人類對科學的自負是對自己的自負。

　　如“上帝造石頭”的悖論所論証，即使上帝能造出一塊自己舉不起的石頭，也隻能再次証明上帝並非萬能。同樣，如果科學萬能，卻保護不了生物圈，何嘗不是天大笑話？如果不想看這個笑話，我們就該讓征服自然與敬畏自然從對抗走向和解，讓科學為人服務，而不是拿人與生物圈為科學服務。隻有這樣，人類才有可能既不懶死在炕上，也不累死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