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歲以后的牛頓，開始轉向神學，研究上帝。此后，他的面孔在公眾眼裡變得模糊。后人談起這一點時，與其說是不解，不如說是帶點恥笑與嘲諷的意味了。牛頓的后半生何以莫名地糊涂？———因為“敬畏”。當其時，有誰像牛頓那樣在科學的長路上走得如此遙遠？有誰體驗過他在注視宇宙與星空時內心的顫栗與惶惑？宇宙秩序的完美與無懈可擊的精致，讓他驚悚———是什麼造就了這渾然一體的秩序的鏈條？

　　在我看來，何祚庥院士以及方舟子都搞錯了一件事：西方的科學精神正是在敬畏自然及宇宙的文化傳統中培育起來的。

　　馮友蘭先生早就論述過類似的觀點：西方人對於天的理解與敬畏、對人類生存狀態的焦慮與深深的虛無意識，導致了西方哲學傳統中的知識論。這樣，也就可以理解在科學傳統尤為深厚的西方，何以恰好產生了“最典型的宗教”———基督教。馮友蘭先生揭示其根源：西方文化強調主客對立﹔主客對立，就是認為人和宇宙處於對立的兩極﹔而科學的前提就是如此。西方哲學設定了人與宇宙的對立，人與人以外的世界的對立。對立，一方面產生凝視浩渺蒼穹的內心顫栗，另一方面則產生發現、戰勝的沖動。前者是敬畏，后者便是科學。

　　科學將人類送上另一條路：在這條路上，人類發現了自己可以支配與戰勝自然的能力。這使人覺得可以成為上帝。當人用科學手段支配一切、掌控一切，以至可以制造出克隆人來的時候，人難道不覺得自己便是上帝？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經歷的一切，無不在塑造一個法則：西方的科學便是拯救一切苦難的法寶﹔科學至上﹔誰要是反科學，誰就是反真理﹔誰要是懷疑科學，誰就是人民的公敵。

　　把科學推上神壇，難道不恰好違背了科學精神？相信科學是全能的上帝，難道不是唯心主義之一種？何院士素來是以捍衛科學者自居的。他之將科學視為神，是否恰是他做了科學的敵人？

　　方舟子稱“敬畏大自然就是反科學”。這個立論暗含一個前提：“科學不可反”，是謂公理﹔反之則為罪。此說成立否？反駁它在這裡似乎並不需要深奧的理論，隻需問一句：“克隆人便是科學﹔這樣的科學該不該反？人類制造出核武器以威脅和要挾同類，這樣的科學該不該反？”

　　另外，方舟子說：“即使是汪永晨，在考慮生態問題時也難免有人類中心主義立場。”

　　事實上，環保主義者汪永晨女士決不會在行星飛來地球時，反對科學家用核武器去炸毀它———方舟子大可放心：在確立文明的終極利益時，沒有人擺脫得掉人自身的尺度，環保主義者尤其如此。環保主義的一切表述都是在強調人的利益，他們在勸告同類時，難道不總是用了這樣的句式———“如果不保護森林，人類就會……”“如果動物滅絕，人類就會……”“如果不敬畏大自然，人類就會……”

　　道出這一切很無情：即便是最堅定的環保主義者，他們的價值觀也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倒是大自然，亙古無言，有誰來代表它作一個真正的終極發言？———沒有人會丟棄了人的本位去捍衛大自然的利益。隻不過環保主義者看得長遠一點，替人類的利益想得久遠一點，不肯屈就眼前一點蠅頭小利而置未來於不顧。如果這一點都要引起不敬畏大自然者們的憤怒與討厭，那麼他們就是不夠領情了。

　　□鄭茜（北京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