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上午九點多，辦公室的同事突然給我家裡打電話，說有兩個農民要見我，並說是跟我事先約好的。

　　我一邊急匆匆地披衣穿鞋，一邊納悶：並沒有人約我今天見面，究竟是誰呢？

　　一進辦公室，便見穿著棉襖的一男一女，坐在我的辦公桌前等候。一見我進來，他們立即異常謙恭地站起來，向我問好，臉上有些惶恐和不安。

　　我馬上明白了，是來反映問題的——如果不是說“與我約好的”，他們如何進得了有兩班武警站崗的辦公樓呢？

　　原來，這兩位來自河北石家庄辛集市錨營村的李姓農民是父女倆。事情的大致經過是：幾年前辛集市“組建”的三個制革工業區之一——錨營制革工業區，在距離他們村子數百米的地方安家落戶。此后不久，工業區管委會在老李的梨園南邊的煙鹼灘上（其實是征用的土壤肥沃的良田），用推土機掘出約5個80米長、90米寬、深150米的大坑，當作廢物填埋場。之后，每天都有裝滿散發著惡臭的污水、廢渣、污泥和垃圾的大卡車，從工業區開出，把廢物倒進這5個土坑裡。很快，這5個土坑便被皮革工業區的“副產品”填滿，坑內散發著熏天的惡臭。去年，污水居然兩次從土坑溢出，流到他的梨園裡。他那正值壯年的賴以買米買鹽的63棵黃金梨，便在臭氣和污水的雙重“關照”下，相繼落葉、死亡。

　　在老李的強烈要求下，省、市兩級環保局都曾派員現場督查，認定污染嚴重，理應賠償。重重壓力之下，管委會和村委會經“研究”，決定，一棵梨樹賠270元，並“征收”老李承包的的梨園，1.5畝的“征地費”為1.156萬元——他們並“照顧”老李腿有殘疾，多補償1萬元——總計賠償費4萬多元。

　　“為什麼要強制征收我的承包地？我的黃金梨至少還能結果10年，為什麼一棵樹隻賠幾百元？5個垃圾坑造成地下水和土壤嚴重污染，使許多村民得了怪病，恢復水、土和村民的健康損失費用怎麼說？……”較真的老李當然不服，多次向村委會、管委會、上級政府和新聞界、法律界反映、呼吁。

　　“環境法明確規定，‘地方政府對轄區內的環境質量負責’，污染造成的損失和恢復費用應由污染者負擔。可是，我怎麼也想不通，地方政府居然成了污染的幫凶，不但不幫我這個受害者，還千方百計壓制、打擊我！？”老李怎麼想也想不通。

　　后來發生的事情更讓老李始料不及：村委會不僅“代表”他在征地協議上簽字，還找人監督他的行蹤，甚至到他家裡偷他保存的上訴材料﹔管委會把他叫到工業區的辦公室暴打一頓，威脅他“不許胡說”﹔省電視台和報社的記者前來採訪，卻被上級政府“請”了回去，做好的片子、寫好的稿子全被“斃了”……

　　“我現在成了村裡的‘瘟神’，大家都躲著我，也沒人敢找我家裡串門兒﹔我到哪裡都有人跟著……這次來北京是凌晨兩點偷著跑出來的……”說到此，老李渾身直打哆嗦。

　　憑借老李提供的照片、材料和環保部門的批文，我想老李所講的應該是真的——有誰放著好端端的日子不過，撇家舍業，變賣不多的口糧，在寒風刺骨的冬天拖著一條病腿，風餐露宿，到人生地不熟的首都告狀呢？

　　“某些地方政府成了污染的幫凶”——用流行的話說，是“充當不法排污企業的保護傘”，發生在環境保護被定為基本國策、科學發展觀成為時代強音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今天，實在是令人費解。然而，這樣的事例我早已不止一次地聽環保部門的朋友講過，也曾耳聞目睹過：有的在招商引資時“指示”環保部門對重污染企業開“綠燈”，甚至幫忙偽造“環境影響報告書”﹔有的在上級部門來檢查時為不法企業通風報信﹔有的居然出台土政策，不准環保部門到重污染企業檢查﹔有的在東窗事發后找上級領導說情，有的托“首長”把電話打到電視台、報社，或用“領導指示”硬壓，或以刊播廣告、征定報紙為條件，不准刊發做好的報道……

　　政府原本應對地方的環境質量負責，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 ——而某些地方政府對污染企業如此關照有加、呵護倍至，到底是為了什麼？據知情人講，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片面到瘋狂地追求GDP增長，以求保官升遷﹔二是與不法企業有割不斷、理還亂的利益關系，謀一己之私利。

　　據我了解，老李的遭遇還不算慘烈。因為要為自己被嚴重侵害的環境權益“討個說法”，有的農民被扣上“擾亂社會治安”、“危害生產秩序”等罪名而鋃鐺入獄，有的污染受害群眾被“身份不明人員”縱火焚家乃至毆打致殘……

　　留下了相關的材料后，我送老李父女出門——老李說還要到有關部門反映，不管有沒有用。在瑟瑟寒風中，目送他在女兒的攙扶下，一瘸一拐地走遠，心想，在全國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的今天，老李的合理訴求，應該會有一個好的結果、可以安度晚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