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人為的壓力 “人退”才能“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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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蔣高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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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蔣高明，1985年畢業于山東大學生物系，1993年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先后在英國利物浦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從事恢復生態學與全球變化生態學合作研究。現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與生物圈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基金會副秘書長。目前參加或主持“973項目”、中國科學院重大創新項目等多項課題。
“人進沙退”還是“人退沙退”
在上世紀50年代，曾經出現過一個很響亮的口號即“向沙漠進軍”。然而，50年過去了，除了少數治理成功的樣板外，似乎沙漠的力量遠比人類想象的強大。
人口增長是荒漠化的一個重要驅動因素，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20．5萬人增加到目前的91萬人，淨增加近3．5倍。隨著人口的增加和人類對現代化生活的追求，牲畜數量更是迅速增加，從160萬頭增加到2300萬頭，淨增加14倍多。
當前西北地區草場畜牧超載率為50％─120％，有的地區甚至高達300％﹔已有近70％的草場因過度放牧而退化。如果牲口數量少，造成的破壞還能夠天然彌補，但到處在放牧，草原就被壓制，生長不起來了。年復一年，形成惡性循環。
因此，欲治理荒漠化，必須從解決人的因素入手，解決人的生存與出路是治本，其余措施是治標。在那些治理難、成效不顯的“硬骨頭”地區，最好的辦法是“人退”，減少人為的壓力，讓自然去修復。即使在那些古老的沙漠地區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危害，因為那些戈壁上有一層天然硬殼、古沙漠上有一層天然面膜，只要我們不去碰它，是可以保護土壤不被風吹走的，因此要我們“善待沙漠”。沙漠如此，自然環境條件要好得多的草原與沙地地區，“人退”后的恢復效果則會好得多。既然“人退”有利于“沙退”或至少“沙止”，怎樣做才最有效？實際上內蒙古自治區采取的“圍封轉移”或“轉移發展”戰略，都是有利于天然草場恢復的。但是，轉移出去的人怎么安置？在新的土地上會不會造成新的破壞？這些問題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這里，我們理解的“人退”不一定要搞大規模的“生態移民”，而是將國家進行生態治理的費用補貼他們，利用資金、政策、科技等多方面的優勢提高牧民的經濟收入，減少牲畜數量或休牧3─5年，大面積的退化土地憑借自然的力量實現恢復。只要土壤不繼續損失，自然分布的各類繁殖體（種子、孢子、果實、萌生根和萌生苗）就能夠“安家落戶”，并自然繁衍。
以地養地是關鍵 政策調整是出路
在退化沙地草地生態治理中，我們提出了一種“以地養地”模式，這個思路主要是基于用少量的土地，加上現代化的技朮手段，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社區群眾的生活質量，騰出大量的土地使其“休養生息”，借助自然力實現退化草地的恢復。利用的土地與自然恢復的土地比例可為1比100。這是由于目前在退化生態系統的生物生產力一般很低，如退化草地上的產草量只有30─100斤／畝（鮮重，下同），而通過一定技朮措施后的飼料產量可達6000斤／畝以上。這樣做的科學依據是建立在有水肥保証的集約化土地不會退化，內地五千年的農業文明一直沒有衰退，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土地沒有退化。在草原區，非常重要的工作是保護好土壤不被風吹走。
在人的去留問題上，當然“轉移”有利于天然草原的恢復，但畢竟是迫不得已而為之。“故土難離”，“生態移民”能否有效尚需認真研究。相反，如果我們將大量的費用集中在1％的土地上，集中在社區居民上，幫助他們形成產業鏈，即逐步形成種草、養草、收獲、儲藏、運輸、舍飼、產奶、產肉、再運輸、城市人群消費，并形成專業化分工、集約化畜牧業和訂單畜牧業，牧民還是非常歡迎的，也用不著實施大規模的“生態移民”。
目前在廣大的草原地區，現行的政策是：退耕還林有錢，可以管5年﹔而還草的錢則很少，且只管兩年。這樣有的地方領導就在不適合造林的地方也搞造林以得到國家的生態治理費用。這種政策如不及時糾正，將會在更大規模上加速草場退化。應當通過利益的關系和土地使用功能的轉變，使當地社區的居民由被動參與生態治理到主動參與，從而使他們由生態的破壞者轉變成生態的保護者，這是關系到治理能否成功的關鍵。
我國大部分生產力較低的沙漠、沙地、草地地區，它們的生態價值可能遠大于它們的直接利用價值。在這方面，我們必須算一筆賬，即直接利用收到的經濟價值與破壞了以后的治理費用，哪個更大。
我國有草地60億畝，占國土面積的40％，其中內蒙古草地90％在發生著不同程度的退化，直接加劇了沙塵暴，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土壤損失，這個事實我們必須認真面對。在林業上，國家有“天然林保護工程”，實際上，“天然草原保護工程”、“退牧（耕）還草工程”同樣意義重大。
《人民日報》 (2003年02月21日第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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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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