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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遭受地震災害的內蒙古中東部草原地區遭遇沙塵暴,能見度瞬間降低,為抗震救災而新搭建的蒙古包、帳篷等受損嚴重。圖為牛群在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沙塵暴中行走。 新華社記者 張領攝 |
“大風起兮沙塵揚”,近年來每年如期光顧的沙塵暴讓很多人記憶猶新,也讓全世界矚目。3月10日和3月27日,我國北方11省區遭到沙塵暴襲擊,北京地區也遭遇了今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沙塵天氣。北京還會來沙塵暴嗎?沙源究竟在哪裡?沙塵暴究竟能否根治?記者日前採訪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沙塵暴研究課題組組長,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和環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劉治彥。
記者:今年,北京地區還會來沙塵暴嗎?
劉治彥:這個不大好說,但可以肯定北京沙塵暴沒有絕跡。北京沙塵暴是自然因素和人類活動相互作用的產物,大風天氣過程、不穩定對流層和地表沙源是北京沙塵暴形成的三要素。大風天氣過程和不穩定對流層都是自然現象,人們無法控制,而且變數太大,人類目前對其活動規律的認識比較膚淺,尚不能准確作出中長期趨勢預測。因而,就這二要素而言,我們尚無法對北京沙塵暴作出趨勢判斷。地表沙源既是自然環境演變的結果,也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從全球變化趨勢來看,我國北方地區冬春溫度上升,干旱化程度將加重,地表沙化的程度將進一步提高。就此而言,北京沙塵暴將趨於加強。然而,地表沙化的程度還受制於人類活動,人類破壞地表植被將加速地表沙化的程度,而人類植樹造林種草將延緩地表沙化的程度,甚至可能出現“人進沙退”的局面。由於人類活動是人類自己可以控制的,因而地表沙化的程度可以根據人類活動作出趨勢判斷。
記者:北京沙塵暴的沙源究竟來自哪裡?
劉治彥:我們研究認為,就地起沙說、異地輸沙說、復合來源說都是在特定時空背景下形成的,都有其依據,但又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就地起沙權重可能較大。其后,北京加大了生態環境建設的力度,就地起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扼制﹔而農牧交錯帶和草原地區由於整體生態趨於惡化,異地輸沙的成分大大提高,所以當前復合來源說可能更為准確。將來,隨著北京生態環境建設力度的進一步加大,就地起沙將受到根本扼制,異地輸沙說的定位將符合實際。可見,北京沙塵暴的源地在變。
記者:為什麼說人口遷入過多,導致北方半農半牧區土地沙化是北京沙塵暴形成的主要原因?
劉治彥:我國北方地區東起大興安嶺,穿過內蒙古東部和東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和陝西北部以及甘肅東部,一直到青海東北部.這一地帶在行政區劃上大部分位於內蒙古,以及與內蒙古相鄰的諸省,目前已成為土地沙化的重災區和北京沙塵暴的重要源地。清朝末期以前,這裡還有茂密的森林和水草豐美的大草原。雖然零星開墾了少量耕地,但地表植被狀況良好。隨著“闖關東”、“走西口”,大量移民遷入這一地帶開墾耕地。全國解放后,在“以糧為綱”的口號下,組織生產建設兵團開荒種地,七十年代動員城市知青“上山下鄉”,這些都起到了顯著增加人口的作用。人的基本需求是吃飯、穿衣,為解決生計問題而不惜毀林毀草開荒,造成土地沙化。
在談到北京沙塵暴的源地時,人們往往想到了北京就地起沙和半農半牧區的土地沙化,而忽略了牧區的草原退化和沙化。自八十年代以來牧區的沙化已觸目驚心,人們普遍認為過牧超載是主要原因。我們實地赴內蒙古等荒漠化地區考察后發現,掩蓋在過牧超載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是牧區人口過多,生活成本高,產業單一,必須保持一定數量的養畜量才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草原牲畜超載的后果是土地沙化。
記者:現行的國家防沙治沙工程收效顯著嗎?為什麼?
劉治彥:為了防治北京沙塵暴,國家在半農半牧區實行退耕還林還草政策和在環京津周邊75縣實施防沙治沙工程。實際上,這個防治系統設計上存在缺陷,首先是理念上的缺陷:將防治沙塵暴的重點放在“治沙”上,而非“退人”上本末倒置。第二是制度設計上的缺陷,將防治沙塵暴這樣一個需要全社會採取協調統一行動的復雜系統工程簡單化為植樹種草和防沙治沙工程,難免治標不治本。第三是政策設計上的缺陷,其表現是1.退耕還林還草的力度不夠。國家退耕還林還草的重點是西部地區25度以上的坡耕地,在北方荒漠化地區雖然參照此項政策,但力度太小,覆蓋面不大。實際上半農半牧區的耕地絕大數已不適合耕種,應該退耕退林還草。2.退耕還林還草的指標按行政區劃層層分解,這樣分配下去往往星星點點,達不到集中連片治理的目的。3.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和環京津防沙治沙工程“撤胡椒面式”的資金投放方式,照顧了各方利益,但達不到重點治理的目的。4.退耕還林還草項目資金管理採取報賬制,即國家下達計劃指標,地方政府組織,農民實施,上級政府驗收合格后給予資金和糧食補助。表面看,制度設計規范,實則漏洞不少,違規操作屢見不鮮,上級政府肆意截留和挪用資金,一些地方政府欺上瞞下,農民隻有退耕還林的積極性,缺乏養護的積極性,養護費用不在報賬制范疇內。5.退耕還林還草工程中,還林由林業部門組織實施,還草由農業部門組織實施。還林的投入遠遠大於還草的投入,林業部門對還林的積極性很大,對還草沒有積極性。而半農半牧區氣候干旱,並不適合種喬木,而適合種灌木和草,植樹耗水量大,養護成本高,成活率低。一味強調種樹,早已被証明是失敗之舉。此外,禁牧和生態移民政策還沒有上升到國家政策層次,政府支持力度明顯不足。禁牧至今也沒有享受到與國家退耕還林還草同等的政策待遇﹔生態移民補貼標准是平均每人5000元,數目較小。
記者:北京沙塵暴能根治嗎?如何根治?
劉治彥:自元代北京有沙塵暴記載以來,歷朝歷代對北京沙塵暴的治理基本上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任其發展,造成了持續不斷的風沙危害。自1950年以來,我國防治北方荒漠化啟動了多項防沙治沙工程。經過幾十年的治理,荒漠化土地不僅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局部治理,整體惡化”、“一邊治理,一邊破壞”是后人給出的總結。
荒漠化和沙塵暴是自然條件和人類活動復合作用的產物,其根源是人地關系不協調。防治荒漠化和沙塵暴的重點不在“治沙”上,而應放在“治人”上。世界銀行農村發展部中國和蒙古司負責人於爾根弗格勒認為,沙漠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的災難,人和牲畜正在破壞亞洲草原脆弱的生態平衡,自然資源養活不了那麼多人。將人口從受影響地區搬遷出去徹底改變農業生產方式之類的措施都是極為關鍵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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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北京沙塵暴來源,學術界大致有三種意見:
就地起沙認為北京地區的主要沙源是在本地,部分沙塵來自外地。科學研究人員上世紀80年代中期測定了北京地區成沙的重礦物和不穩定礦物含量,結果發現與科爾沁沙地、渾善達克沙地、毛烏素沙地沙礫有較大的差異,而與永定河等本地河谷礫比較接近。
異地輸沙認為北京沙塵暴的沙塵源於異地,特別是河北壩上地區、內蒙古中古部地區、晉西北地區、陝北榆林地區,甚至蒙古國東南部和哈薩克斯坦東部。2002年初,國家環保局"沙塵暴與黃沙對北京地區大氣顆粒物影響研究"課題組宣布,已初步查明了北京沙塵暴的源區和傳輸路徑。北京沙塵暴大多來自境外源區,沙塵暴的進京路線有北路、西北路、西路三條傳輸路徑。
復合來源這種意見認為北京沙塵暴的沙塵既來源於本地,也來源於異地,即初始源的為蒙古高原及冷渦移動路徑上的沙漠戈壁地區,后續源地為裸露沙塵的北京周邊地區。
《市場報》 2004年04月02日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