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哪一條河流，像淮河這樣，讓全國人大常委會環資委原主任委員曲格平教授魂牽夢繞。從20多年前的實地考察，到后來參與謀劃淮河治污方略，我國環境保護領域的這位“老戰士”一直關注著淮河的清濁消長，惦記著沿淮群眾的生產、生活。回顧10年來的淮河治污歷程，曲先生感慨萬千、心潮難平。

　　“回過頭來看，黨中央、國務院發起淮河治污攻堅戰是非常及時、非常正確的，制訂的各項措施是積極的，對於取得的成效應該有一個客觀的評價。”曲先生認為，“如果當初國家不採取果斷措施，如果沒有這10年的治理，現在淮河的情況會更糟，造成的污染損失會更嚴重。”

　　“當然，我們也不能回避存在的問題。”曲先生指出，“到目前為止，各項治污規劃均沒有按期完成，造成水質達不到預期目標，污染居高不下。”

　　不能苛求老百姓

　　治污進展為何難如人意？曲格平分析說，其中有客觀因素，更有主觀因素。

　　他進一步分析說，最大的客觀因素是“窮”。河南、安徽、山東、江蘇的涉淮地區經濟都比較落后，許多地方財政困難，干部群眾急於脫貧致富。“窮”的結果一方面是拿不出足夠的治污資金，另一方面是飢不擇食，在上項目時不考慮環境保護，哪個容易上哪個，哪個成本低上哪個，哪個賺錢快上哪個，結果造成嚴重污染，窮與污染惡性循環。

　　主觀因素是什麼？是地方政府對污染治理沒有盡職盡責，監管不力：口頭上重視，行動上不落實﹔開始時抓得緊，后來就鬆勁了﹔發展經濟時環保被擱在一邊，出了污染問題不追究領導的責任。

　　曲格平強調說，我們不能過多地苛求群眾，板子應該打在各級領導的屁股上。政府的作用是什麼？是引導、指導，是宏觀調控。在發展規劃和招商引資、項目選擇上，各級政府應該有所作為，有所取舍，不能“撿到籃裡就是菜”。

　　“有些地方不但在污染治理上態度不積極、行動上拖拉，甚至充當起污染企業的保護傘。”他舉例說，蓮花味精是淮河治污之初作為樣板被表揚的，后來呢，接二連三地大量偷排污水。國家環保總局通過多次暗訪，這個企業偷排廢水的事實非常清楚，屬違法嚴重行為，可就是關不掉，甚至連停產治理都做不到。為什麼？就是因為蓮花味精是當地的利稅大戶，地方政府替企業說話，環保法成了一紙空文。

　　莫讓“統一監管”落了空

　　今后淮河污染應該怎麼治？曲格平認為，最重要的是有一個有權威的統一監管。

　　他回憶說，淮河治污戰役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環委會統一部署的，時任國務委員的宋健同志是環委會的主任。回想頭幾年的淮河治污，聲勢浩大，雷厲風行，效果也是非常明顯的，這是一條重要的經驗。相比之下，后幾年的力度就小得多。

　　“淮河流經4省35市189縣，流域面積27萬平方公裡，有著大小支流近500條，是一個很大的生態系統。污染物是流動的，而目前條塊分割的管理格局，使得支流污染了，干流沒辦法﹔上游污染了，下游干著急﹔下游地區受損失，上游地區沒責任﹔地方政府不履行職責，主管部門無能為力。”曲格平說，“在經濟不發達、領導的環保意識不到位、全民的道德意識很薄弱的情況下，強有力的統一監管就更顯得重要。”

　　統一監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黃河斷流問題上就很有說服力。前幾年，黃河年年斷流﹔而近幾年北方干旱照舊，水量增加也不大，而黃河沒有斷流。為什麼？就是因為國務院賦予了黃委會統一調配、調度水量的權力，全流域的水量調配更科學了。

　　目前，沿淮四個省誰也管不了誰，各行其道﹔淮河治污涉及調整產業結構、修建運營污水處理廠、控制農業面源以及水量合理調度，如果沒有強有力的高層監管機構，“統一監管”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曲格平指出，在高一級的統一監管機構沒有產生之前，經濟、環保、水利等部門和沿淮四省應該攜起手來，同舟共濟，協力治污，不能再各唱各的調、誰也不管誰。

　　淮河治污已到關鍵期

　　說起前不久發生的污染事故，他的心情格外沉重。“群眾的魚蝦死亡損失很嚴重，但比這更嚴重的是淮河流域，特別是下游地區的隱性污染危害。”曲格平介紹說，由於沒有足夠的水源，目前淮河許多地方被迫用污水灌溉農田﹔嚴重的污染使淮河下游的水不能吃了，兩岸許多地方的深井水也不能保障安全。這是事關群眾的基本生活、生產和身體健康的大問題，是事關子孫后代的長遠大計。

　　“在淮河流域，我們踐行‘三個代表’、落實‘以人為本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再不狠抓污染治理，怎麼說得過去呢？！”

　　他不無憂慮地說，“淮河的污染治理現在已經到了非常關鍵的時期，現在抓緊還為時不晚。如果等污染嚴重到像滇池那樣的地步，恐怕就積重難返、悔之晚矣了。”

　　“淮河並非不可救藥。”他認為，“隻要我們從現在起下決心抓，真抓實干，一個措施一個措施地逐一落實，持之以恆地干上10年、15年，我看淮河是能夠治理好的。”

　　《人民日報》 (2004年08月19日 第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