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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守護國寶41年，從青春少女到滿頭花發，她有愧於家庭、有愧於孩子，也怠慢了自己。但卻用41年的守望告訴世人，她無愧於敦煌。
●走進荒涼，為的是守護敦煌
在敦煌研究院有這樣一尊雕塑，它取名為《青春》，塑造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它的原形就是如今已是滿頭花發的樊錦詩。
樊錦詩是那種沒有年齡感的人。她身形瘦小但不文弱，個性鮮明。短暫的接觸，就令人感覺到幾重身份給她的烙印：學者的執拗、率真、嚴謹﹔行政工作的瑣屑磨礪出的耐性和院長的威嚴、不講情面﹔野外工作性質給予女性的身心的洗禮。
1963年，25歲的樊錦詩從北京大學考古系畢業，告別戀人，來到荒涼的敦煌，成為守護敦煌的一員。敦煌藝術是美麗的，但生活條件卻是艱苦的，沒水沒電，好像與世隔絕。樊錦詩在藏經洞陳列館的“下寺”落下腳。“房頂是紙吊的，夜裡老鼠嗖嗖地走，‘噗通’一聲老鼠掉下來了，毛茸茸的，把我嚇的，又沒有燈。夜裡想出去解手，聽說這兒有狼，但沒有見過狼，結果走出旁門，看見一黑糊糊的東西，嚇了一跳，以為是狼，又退了回來。想解手又沒法解，一夜也沒有睡好。第二天早上起來一看是條驢。”說起初到敦煌的一切，樊錦詩仿佛是在述說一段久遠了的故事。
●一句舍不得，獨守敦煌23年
1967年，樊錦詩與大學時的戀人彭金章結了婚，當時彭金章已在武漢大學籌建考古專業。雖然成了家，他們卻過著勞燕分飛的日子。1968年，樊錦詩分娩在即，卻因工作需要不能離開敦煌，丈夫隻好從武漢挑著一擔東西去敦煌看她。當年的彭金章，挑著扁擔換車、倒車到了敦煌，看到的是光著屁股的嬰兒，身上連點兒布條也沒有。樊錦詩看到連孩子衣服都帶來了的丈夫，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而丈夫也因公務在身，沒等孩子滿月，就離開了敦煌。
此后，樊錦詩一家4口，長年分散居住在4個地方。寂寞艱苦的生活中，丈夫和孩子使她多了一份牽挂，也多了一份思念的痛苦。敦煌、家、丈夫和兒子，樊錦詩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我回老家河北農村去看老二，大概兩三年沒有去了。去那兒以后，一個長得黑不溜秋的小孩，傻乎乎地站在門背后。我大姐說，你沒見你兒，我說旁邊黑不溜秋的那個？大姐說，你都不認識你兒了，說著把娃叫過來。娃嘛，嗓門粗粗地，叫了聲‘媽’。”這已經是10年之后的1973年，也就是說，樊錦詩已經與這個地方產生了感情，而且已是“文革”后期，可以搞一點業務。業務不舍得扔，事業也不舍得扔。
一句舍不得，讓這個江南弱女子拋家離舍，獨自一人在敦煌工作了23年。23年后丈夫彭金章為了成全自己的家，從武漢大學調到敦煌研究院。這位遲來的敦煌女婿，對莫高窟北區的考古做出了突破性的發現，使莫高窟有編號記錄的洞窟由492個增加到735個。
●守護敦煌，功德無量
1998年，樊錦詩擔任敦煌研究院院長。上任伊始，她遇到了一個最為棘手的難題，為發展地方經濟，相關部門計劃將敦煌與某旅游公司捆綁上市，全面商業化的操作與保護的矛盾讓樊錦詩憂心忡忡。她明確表示，“洞子不能賣，我不能成為千古罪人。”
“這是國家的財產啊，要捆綁上市就會有風險呀，什麼掙了、虧了，這是國家的財產，人類的財產，不能拿去做買賣。”為此，樊錦詩四處奔走，跑遍了相關部門，向人們講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現狀，反復強調保護的重要。
“敦煌壁畫這麼漂亮，它是拿什麼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說脆弱不脆弱？你一弄就壞了吧，再加上它多病，幾乎每個洞都有病。”樊錦詩所說的敦煌急需搶救和保護的現狀，絕不是危言聳聽，她對當時的國家文物局局長說：“如果敦煌也捆綁上市，國家文物局就關門吧，我這個院長的帽子也還給你們。”在返回敦煌的火車上，樊錦詩寢食難安。她經過縝密思考，起草文件再次向上級部門重申將敦煌捆綁上市的弊端。
經過樊錦詩的努力，一場將敦煌捆綁上市的風波終於平息了，日漸消瘦的樊錦詩卻又有了新的思考。她開始進行游客承載量的研究，希望在滿足游客需要和文物保護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2003年，樊錦詩向全國政協會議提交議案，詳細描述了“數字化敦煌”的設想。
樊錦詩正在為這項計劃奔忙著。對於自己40年來所從事的工作，樊錦詩曾自謙為“瞎忙”，但老一輩敦煌學家卻評價說：你所做的事情功德無量。
樊錦詩小傳
1938年生，現任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長。第九屆、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主要致力於石窟考古、石窟科學保護和管理。發表的論文有：《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莫高窟唐后期洞窟分期》、《二九○窟佛傳內容考証》、《簡談佛教故事畫的民族化特色》等。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5年02月22日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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