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景秀麗的“海天佛國、漁都港城”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島，有一個著名漁村叫樟洲，曾榮獲全國精神文明示范村的稱號。漁村當家人邱安全年近花甲，年輕時闖蕩大海的經歷給他留下一張古銅色的臉孔和一副硬朗的身板。從1983年至今，老邱在樟州村當了20多年的村支書和18年的省、市人大代表，經歷了漁村從貧困走向富裕，從小康走向文明的全過程。

　　直書共和國總理

　　1998年，國家要開征燃油稅的說法在漁區群眾中掀起一陣風波。漁業資源的衰退已使漁業捕撈難以為繼，如果再開征燃油稅，漁民的收入將進一步減少。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燃油稅開征后估計每公升燃油要加上0．9元的稅費。這樣一算，舟山漁民使用的零號柴油每一噸要加1100多元。而一對320馬力的舟山主力漁船一年用油在250噸左右，一年要多開支27萬元多。這對全舟山10萬漁業勞動力、40萬漁業人口來說，真是一樁天大的事。邱安全聽說這事后，心裡盤算來盤算去，好幾夜沒睡好。作為漁村當家人、人大代表，理應為漁民說話。一次老邱遇上幾位當地漁業名老大和老漁業工作者，一聊原來大家都在關心這件事。幾位老伙伴越談越覺得這事事關重大，有必要讓國家領導人聽聽漁民的呼聲，便商議寫封信給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容基同志。信是由水產局一位同志代擬的，要求國家考慮漁業現狀，在開征燃油稅后對漁民進行全額返回。邱安全等9位老漁業工作者以人大代表、全國勞模、領取國務院特殊津貼的水產專家頭銜鄭重地在信紙上簽名蓋章。

　　這封信寄向北京后，老邱好象自己心上那塊石頭也寄走了似的，輕鬆了很多。

　　沒過多久，老邱平靜下來的心情又激動起來了。臨近歲末的一天，老邱在辦公室接到市水產局局長打來的電話：“你們寫給北京的信，總理收到了，財政部部長項懷誠受總理委托專程到浙江來了解，要在杭州接見舟山代表。”邱安全作為惟一的漁民代表與幾位地方政府領導一道，當即趕赴省城杭州。

　　在省財政廳的會議室裡，氣氛凝重。項部長一開口，打消了老邱心中原存的一絲緊張感。“舟山的幾位漁民兄弟寫了封信給總理，總理收到了，委托我與大家見見面，了解一下。本來應該去舟山的，隻是時間不太湊巧，年底到了事情多了點，隻好辛苦大家跑到杭州來。”他看著手中的名單，點名叫邱安全說：“你是寫信的漁民代表，你先來說說。”老邱一五一十地向項部長反映了漁業當前存在的困難和燃油稅開征后對漁業、漁村、漁民的影響，項懷誠聽了直點頭。在聽了所有舟山來的同志匯報后，項懷誠表示：為了扎實地推進“費改稅”，開征燃油稅是勢在必行。但現在政策未定，如何減輕漁民的負擔值得研究。目前來看，燃油稅的開征將使漁民面臨資源衰退，作業區減小，稅負加重三碰頭，財政部的意見是來自漁民的燃油稅款全額返回，連征收成本也不留。具體的返回方式由中央與省兩級考慮。各部門涉及漁業的不合理收費要全部取消。項部長的一番話，聽得舟山來的全體同志不約而同地熱烈鼓掌。會后，項懷誠夸獎邱安全：“你們這位漁民兄弟講的實話我愛聽。”

　　在老邱常備的泛黃的筆記本中，還記著他與其它幾位領導見面的情景。中韓、中日漁業協定實施以后，浙江漁民碰到前所未有的困難。漁民的困難牽動了各級領導的心，先后有多位省、市領導到樟州村視察。第一位是時任浙江省省委書記的張德江。張書記到樟州的那天，因途中船隻耽誤已是傍晚6點多了，在村辦公樓二樓會議室落座后，原計劃兩個人的匯報隻得壓縮成邱安全一人匯報一下漁業現狀。講漁業，老邱甚至不用作准備。隨行的同志見老邱講起來滔滔不絕，焦急地不時低頭看表，示意邱安全盡快結束匯報。但老邱心裡明白：能面對面向省委書記反映漁村情況的機會不多，不能因耽誤吃飯時間，而把漁民們的真話爛在肚中。張德江看在眼裡，連忙擺擺手插了一句：“不要緊，老邱你隻管講你的。”就這樣，講的和聽的都餓著肚皮，津津有味地在村會議室談到晚上8點多。

　　為漁民安危呼吁

　　邱安全是浙江省九屆、十屆人大代表，每次到杭州開人代會總要帶上幾件議案。“平時我都想方設法尋機會為老百姓的事情講話，開人代會更不會錯過了。”在省九屆人大五次會議上，由老邱領銜，其余十位省人大代表附議提出的《關於建立全省海上救護中心的建議》得到承辦單位省海事局的高度重視。2002年6月3日，在做了大量調研和准備工作的基礎上，浙江省政府辦公廳發文，由省計委、財政廳、交通廳、民政廳、衛生廳、杭州海關以及駐浙部隊、東海艦隊航空兵、武警邊防等28家成員單位共同組成的浙江省海上搜救中心正式宣告成立。從此，千萬個在海上作業的漁民兄弟的安危有了保障。

　　成立海上搜救中心的事，在邱安全的心裡已琢磨好些年。1994年，全省各地漁業體制轉換后，從事漁業生產的船隻劇增，漁業勞動力迅速擴張，一些從來沒有下過海的內陸勞工下海，不具備老大素質的人做了老大，漁業生產安全事故隱患突出。“海裡不出事還好，一出事便是救都救不及人的大事。”畢竟自己也曾下過海，老邱對前方的漁民兄弟的安危感同身受。

　　2000年，村裡“浙普漁43001號”張維國單位發生了一起事故，使邱安全記憶猶新。當時一名漁民在海上作業時被起錨機拉動的錨鏈割開腹部，生命危在旦夕。消息通過電台傳來后，老邱心急如焚，怎麼辦?作業的海區離沉家門有167海裡，當時海上風急浪大，政府惟一可派出的救助力量是漁政船，單程也要16個小時，遠水解不了近火。老邱將情況向鎮政府匯報，鎮裡的干部突然想起朱家尖機場有一架直升飛機，是不是可以請他們幫助搶救。老邱通過鎮政府與機場聯系，一問原來飛機屬於上海海上搜救中心。上海方聽說有漁民受傷，爽快地答應起飛救人。老邱上了機場的塔台，協助飛機溝通與漁船之間的聯系。僅過了半個多小時，受傷的漁民就從海上救回來了。從此，老邱心頭便一直在想，要是咱們有一架直升飛機，出海漁民一旦發生事故不就有可快速救助了嗎?2002年省人代會前，舟山代表團商討議案時，老邱把自己想法跟大伙兒一說，團裡的省人大代表都說這是關系到全省漁民安危的大事，是個好議案，紛紛附議。后來，這個願望變成了現實，政府花了成百上千萬的鈔票真把直升飛機買回來了。老邱覺得自己這個省人大代表沒有白當。

　　當好漁村這個家

　　作為人大代表，邱安全為了漁民的安危、漁村的富裕而奔走呼號，仗義執言﹔作為漁村的帶頭羊，全國漁業戰線的勞動模范，邱安全為了當好這個家兢兢業業，任勞任怨，成為“三個代表”忠實的實踐者。1983年，漁村的商品經濟尚不發達，曾當過村裡會計的邱安全卻有了超前意識：若要富，捕撈的魚貨進冷庫。他動員漁民兄弟勒緊褲腰帶，提出了“3年不分紅，修建冷凍廠”的朴實口號。經過全村漁民3年的同甘共苦，投資300多萬元，在樟州漁村建成了冷庫，以及機械廠、船廠等配套設施。生產經營的發展，帶來的漁村面貌的大變：水泥路四通八達，自來水入戶，成為全市最早的家家戶戶有電話、電視的漁村。到了九十年代，整個村有了近2000萬元的集體積累。

　　鄧小平同志南巡談話，在海島漁村再次掀起改革的浪潮。漁場的作業方式不同於農田，漁村的實際情況更不同於農村。漁村的體制調整事關漁業的長遠發展。老邱一面四處打聽，搜集轉制的信息﹔一面心中暗暗地盤算著：轉制有三條原則不能掉：一是老前輩積下來的財產在我手裡不能少了。二是要保証村裡的老弱病殘有飯吃。三是漁村集體凝聚力不能蕩然無存。轉制開始時，樟州村通過拍賣方式，實現了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1994年農歷正月十二，對全村22條漁船、一座冷庫、一家船廠等固定資產組織力量評估后，進行公開招標。消息一公開，村裡像炸開了鍋，漁民們紛紛解囊投標。不到兩天，這些財產賬面淨值870多萬元的財產，結果招得總價是1400多萬元。不僅現鈔全部到位，而且按照村裡要求勞動力得到合理的安排。同時，村裡還把一些漁業后勤如加水、加油、制冰、倉庫等設施保留下來了，這一部分的收入每年用來支付村裡老人們的退休金和一些基礎設施修建。幾名身體有殘疾的漁民被安排在村裡開漁用配件店、雜貨店，做到了人人都有飯吃。令邱安全感到滿意的是：“轉制這麼大的一件事情，沒有一個人到村裡鬧過。”

　　隨著轉制的成功，樟州村進入了快速發展期，目前全村擁有138條捕撈船隻，比原來猛增了6倍，光外地勞工就雇了800多人。攤子鋪大了，情況復雜了。村裡盡管不能像過去直接去指揮每條漁船的生產經營，但邱安全為了使村這個集體凝聚力不散，摸索出好辦法。村黨支部在年輕漁老大中不斷物色、培養入黨積極分子，及時吸收他們入黨。然后通過黨員在漁業生產第一線上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去影響全村漁民。同時，老邱在村班子的支持下，把全村漁船編成對拖網和單拖兩個大隊，下設10個中隊，讓一些黨員船老大擔任隊長和中隊長，這樣使村裡的漁船能相互照應和約束，讓整個船隊抱成團。面對新時期漁業遇到的資源衰退、漁場空間縮小、生產成本上升的窘境，邱安全看在眼裡，急在心裡，通過細心觀察和調研，在2003年省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提交了要求政府進一步支持漁民轉產轉業的議案，被列為大會10件重要建議之首。

　　眺望著樟州灣外廣闊的大海，憧憬著漁村美好的明天，老邱常常告誡自己：既然大伙選我當代表，我就該義無反顧地為漁民兄弟的冷暖說話，為漁業的可持續發展獻計出力。（劉輝、倪斌、周永章）

　　來源：中國人大新聞網